1953年，只有十九岁的张仁任接到了组织上的一个电话：“ 收拾东西，准备去成都。” 当时身在北京的张仁任，听到成都两个字，立刻想起了诗仙的那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他知道，当时的成都，是个遥远偏僻的地方。可他并不知道，这一个电话，让他与这个 “ 遥远偏僻 ” 的城市，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接到电话以后，张仁任一行人就组建了一个7人的筹备组，第二天早晨五点钟，这7个人就出现在了北京机场。由于当时北京到成都的交通实在不方便，组织上安排了飞机将他们送到成都，途中遇到气流，飞机颠簸得厉害，这七个人有的脸色苍白，有的呕吐不停，多年以后回忆起来，张仁任仍然清楚的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也是里边年龄最小的一个，没有吐，可确实很难受 ” 。
不过当时的他们可无暇顾及自己，他们心里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比起担心条件的艰苦，他们更担心的是不能完成组织上交代的任务。
是的，他们是带着任务来成都的。
老成都人可能知道，新中国刚成立时，成都的工业基础不过是 “ 三根半烟囱 ” —— 意思是说成都只有三个半工业企业。“ 三根半烟囱 ” 中的第一根是东风大桥的启明电灯公司；第二根是造币厂；第三根是军火厂；还有半根是火柴厂。虽然是玩笑，可也算不上冤枉成都，有数据表明，当时成都的三产比例73.4∶9.7∶16.9，农业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而工业在三产中所占比重是最低的，基础差、家底儿薄是当时成都工业发展的现状。
好在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没过几年，成都工业就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发展机会：一五计划，一片荒芜的成都东郊就在这时进入了新中国工业强国梦的版图里。
从 “ 一五计划 ” 开始，成都就被国家电子工业主管部门选定为全国重点建设的三个电子工业基地之一，决定在成都重点建设电子工业和机械工业。当时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中的电子工业项目基本都集中布局在成都东郊工业区。我们比较常听到的成都773厂、锦江电机厂、新兴仪器厂(原名成都无线电厂)、西南无线电器材厂、成都电子管厂(后更名为红光电子管厂)、成都热电厂等都是在那个时期成立的。当时成都 “ 一五计划 ” 工业发展的目标是5年内工业生产5年增长1.33倍，平均每年递增18.48％。
也正是基于国家的布局，一批批建设者从各地来到当时还是一片荒芜的东郊，张仁任一行人也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成都，为成都的电子信息产业的起步做贡献。
与他们同年到达的还有从江苏来成都的钱玉趾。多年以后，钱玉趾仍然清楚的记得自己来成都后的第一项任务：试制显像管的玻璃外壳。这玩意儿是显像管的主要部件，它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显像管的加工和质量。对钱玉趾来说，这本就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可是，还有更大的困难在等着他：主厂房还没有建起来，苏联的压机和模具还都没有运到，这就相当于煮饭的人没有锅。
后来红光电子厂一边搞基建，一边搞研制。终于在1959年11月11日上午，红光厂装配车间试制出了合格的显像管，这是成都东郊生产的第一只黑白显像管，也是中国第一家电子束管工厂生产的第一只黑白显像管。钱玉趾清晰地记得它的各个参数：“ 型号是35SX2B，对角线35厘米，荧屏呈曲面 ” 。
雷代华永远都会记得这一天：“ 1959年年底厂里生产出中国第一只黑白显像管，当时大家兴高采烈，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写着大红喜报，敲锣打鼓的聚到东郊记忆西大门，那是平时开大会的地方，在那里向党报喜 ” 。
后来到了 “ 三线建设 ” 的时候，中央决定把很多在一线，也就是沿海城市的研究所、企业内迁，那个时候一共给成都迁移了26个企业，大多数也都是电子信息类的。经过一五和三线两个阶段的建设，成都逐渐成为国重要的电子、仪表、航天、机械、 航空 精密仪器和国防军工生产及研发基地，这就是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基础，也是成都电子信息产业艰难旅程的开端。也正是这些前辈的努力，让成都电子信息产业从一无所有的地步逐渐发展成为成都工业版图的重要一环。
时间来到上世纪80年代，经过多年的布局，成都的 “ 三根半烟囱 ” 的工业发展现状有了质变的苗头。可随着改革开放一声炮响，人才、资金、资源又开始流向沿海地区，所谓的 “ 孔雀东南飞 ” 让曾经辉煌的成都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那一刻开始，成都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进入了低谷期,这个城市再一次沉寂。
21世纪初，成都对东郊工业区超过160家企业实施搬迁改造，进行腾笼换鸟，作为成都电子工业的支柱企业，成都国营红光电子管厂2000年，被一家广东企业重组，这就标志着成都电子工业从辉煌跌入到了低谷。
一颗冉冉升起的电子产业新星，还没来得及发光发热，已经出现陨落的征兆。如何重拾电子信息产业往日的辉煌，成了当时成都最重要的任务。存亡之际，成都做了一个现在看来最正确不过的决定：想尽一切办法，引进龙头企业。
英特尔是成都的第一个机会。
当时英特尔宣布要投建一个大型芯片封装测试工厂，全球有8个国家的10余个城市在他们的选择范围内，其中也包括成都。不过，在这之前，没有任何一家世界500强公司愿意在成都投资，几乎没什么悬念，2001年成都在与英特尔的第一轮接触中就被筛出去了。
2001年的除夕晚上，成都市委常委会议室灯火通明，经过一番讨论，成都决定主动出击，由市长带队飞赴英特尔总部旧金山，抢在英特尔一季度董事会之前，再为成都争取一次机会。被成都政府的诚意打动，英特尔决定重新将成都纳入考虑范围。
自然，英特尔的各种提问也随之而来。为了确保成都项目的成功，英特尔组建了人力、物流、电信、建筑、社会治安、税收、通关六个专业调查组，轮番到成都考察、提问。当时成都给英特尔的提问起了个名字，叫 “ 穷尽提问 ” ，因为当时英特尔方提的问题实在是太细了，不允许有一个回答不清楚的问题。
例如，成都回答从市区到英特尔的厂区交通方便。英特尔的问题就来了。
1.从成都市区的东南西北到英特尔厂区有多少班次公交车？
2.具体线路怎么走？
3.每条线路每班间隔是多少时间？
4.到英特尔厂区需要多少时间？
5.每条线路的高低峰时间是什么时候？
这样的提问方式让成都倍感压力，如果这一次再回答不好，成都就真的没机会了，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从英特尔总部回来以后，成都就启动了非常之策：成立英特尔项目专项工作小组。调取精兵强将，形成了环境及成本评价、政策法规、进出口通关、技术咨询、接待会谈等6个专家小组来全力应对英特尔的提问。
这一次，成都不负所望。2003年8月27日上午10时，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克瑞格·贝瑞特在成都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注资3.75亿美元，在成都投建一大型芯片封装测试工厂，这是英特尔第5个全球制造基地。
左为葛红林，右为贝瑞特
英特尔来了，以摩托罗拉、爱立信、微软、诺基亚、华为-赛门铁克、纬创、富士康为代表等巨头也纷至而来，成都逐渐形成了一条包括集成电路设计、研发以及芯片封装测试在内的产业链。
但对于成都来说，要想将电子信息产业做成一个战略性、全局性的产业链，这还不够。于是，成都将目光投向了京东方。当时的京东方在显示屏方面，专利数量世界第一，已经成为了一家世界级的企业。成都要打造全局性的产业链，就一定要把京东方请到成都来，留住它，服务好它，让它在成都生根发芽。
只是，这对成都来说，又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2005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的京东方的董事长王东升回母校参加毕业10年的校友聚会，当时王东升正在寻找TFT-LCD（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项目的合作伙伴，了解到这个消息后，成都高新区立刻与王东升接触，想邀请京东方到成都来，双方展开合作。
当时的王东升也在比较，因为除了成都之外，还有很多沿海城市也都在邀请京东方一起合作，其中也包括深圳。考虑到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成都作为西南内陆城市，确实在人才、技术方面都不占优势，王东升对成都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合作意愿。
这一次，成都也不愿轻易放弃。
罗强多次去到北京与王东升商量合作之事，后来王东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 罗市长对京东方，绝对不止 ‘ 三顾茅庐 ’ ，应该有 ‘ 十几顾茅庐 ’ 了。 ” 有一个细节王东升至今都记得很清楚，有一次罗市长又去北京找他谈合作，但他刚好晚上要参加一个活动，罗市长就一直等着，直到他参加完活动。而且罗市长竟然随着带着一块白板，在沟通过程中，时不时在白板上写写画画，讲成都的规划与布局，讲成都对京东方的支持政策等，而这仅仅是因为知道王东升习惯于黑板交流这样的方式。
其实也不怪王东升迟迟不答应，而是他知道这个项目有很大的风险，只能谨慎谨慎再谨慎。在这个行业很多年，王东升坚信自己做的事情，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绝对会有益，但是从短期来看，也确实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也可能会给地方政府添很多麻烦。地方政府愿不愿意、有没有能力和他一起共担风险，这是他必须严肃考虑的事情。针对这个顾虑，罗市长给出的回答是：“ 实际上，任何一个政府，在引进一个大的项目的时候，都会有研判，有些企业或许短期会有风险，但是我们要算大账 、看长远、谋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集聚资源。 ”
后来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2007京东方宣布与成都市政府签约，京东方（占比18.18%）、成都工业投资（占比50%）、成都高新（占比31.82%）三方组建合资公司，共投入31.1亿元用于京东方4.5代线的建设，这是京东方在成都的第一个工厂。而京东方在成都的第二个工厂，投资金额直接增长到400多亿，双方合作的满意程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可2007年的成都，和现在完全不是一个等级，所以大家很不理解，在不同场合多次有人问王东升，当时为什么选择成都。面对这个问题，王东升给出了原因： “ 成都市委市政府这几届领导，对于国家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执着与热情，担当精神与使命精神很吸引人，尽管行业是新的，但是领导愿意去学习相关的知识，这在沟通过程中就可以感受到，他们愿意发展这个产业。 ”
京东方落子成都，让成都高新区在打造光电显示产业方面实现了良好开局。随着深天马、中建材等相关企业的落户，拉动了成都玻璃基板、液晶材料、彩色滤光片、偏光片、背光源组件、驱动IC、控制IC等上游原材料产业发展，同时推动了车载导航系统、个人移动显示终端等多种应用产品的发展，使成都成为中国西部地区最主要的光电显示产业布局地，光电显示产业也成为四川省、成都市电子信息产业的新亮点。
不止是英特尔和京东方，2000年以后，成都引进了很多大的企业，英特尔、仁宝、纬创、富士康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来到成都。这些企业的到来，使得成都的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最直观的好处就是产业链的延长和完善。举个例子，以前需要某个零配件可能需要从深圳、江苏等地运输到成都，但是现在成都可以实现就地配套，不仅方便，更节省了成本。
从2001年到2012年，成都IT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从180.4亿元增长到3777亿元，增长19倍，全球有20%的电脑、50%的PC芯片和80%的iPad都从这里走向世界。
再后来，成就了成都第一个万亿级产业。
如果说当时英特尔、京东方来到成都是因为成都政府的诚意，一个“求 ”字体现了成都当时的姿态，那么现在成都倾力打造的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已经产生了强大的磁场，有了吸引力。最初很多国内外的知名企业只是把部分业务条线迁往成都，但随着成都产业高地的效应不断加强，对外的引力只会越来越大。
最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都自己孕育出了一批又一批电子信息领域的 “ 黑科技 ” 和优秀企业，不断完善电子信息产业的产业链条和生态。有像极米这样开辟一个全新品类的创新公司，也有成都纵横自动化那样的自称“体量不大”，却在业界有相当名气的自主创新企业，还有像四方伟业这类的在细分行业做得十分出色的成长型企业 …… 这些本土企业在成都生长壮大，作为产业链的一环，不仅与龙头企业和规模企业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也在各自领域内实现创新突破，真正做到了内外结合、错位协同，实现城市与产业的共生共荣，
有人说，现在的成都就是当年的深圳。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在“一带一路”倡议发挥之后，成都区位也发生了改变，过去是改革开放的队尾，因为向东开放，但是现在向西向南开放，成都变成了前沿，成为了泛欧泛亚的枢纽城市。
“ 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把环境营造好，做好服务，产业园建好以后，把自己当成园丁，无论是参天大树，还是刚长出来的幼苗，都能茁壮成长，最终长出更多的参天大树。 ” 成都政府这样说。
当被问到目前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难点在哪里时，有业内人士说：“目前主要是两点，一是缺乏规模和体量都比较大的晶圆制造厂，二是打造全产业链。”
前面也有提到，英特尔在成都投资建立了芯片封装测试厂，后来英特尔扩大在华投资规模，想要在中国再投资建设一个晶圆制造厂。遗憾的是，成都在这次竞争中输给了大连，英特尔在亚洲的第一个晶圆制造工厂，也是其在全球第八家300毫米晶圆厂，就这样在大连落户了。
这些年来，成都也一直想补齐晶圆制造这个环节，期间也踩了不少坑，比如烂尾的成都格芯项目。格芯目前是被高真科技接盘，据业内人士称，高真科技将接盘成都市政府为格芯成都厂投资 70亿元建设的厂房，并在此基础上建设 DRAM 生产线。 “ 未来可以多渠道布局晶圆制造，高端的可以引进，也可以自己培育 ” 业内人士这样说。
至于打造全产业链这个事情，这是成都乃至整个四川未来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方向。四川省十四五规划中就提到，要培育壮大 “ 芯屏端软智网 ” 全产业链，打造具有全国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其中 “ 芯 ” 就是集成电路领域， “ 屏 ” 是指新型显示领域， “ 端 ” 就是智能终端领域， “ 软 ” 就是高端软件领域 “智”就是人工智能领 “网”就是网络信息安全领域，从这六大领域布局发展，打造高质量的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未来才能进一步增加产值。
回顾成都电子信息产业的整个发展历程，从第一块 “ 成都造 ” 电子仪表，到第一颗 “ 成都造 ” 芯片；从中国第一根电子显像管，到中国首条柔性显示屏生产线；从东郊的红色记忆到培育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 …… 真的是实现了从零到N，从无到有的转变，未来，也更值得期待。
参考资料：
1.成都蜕变：从“三根半烟囱”到新经济“机会之城”
2.成都旧工业：三根半烟囱
3.从仅有“三根半”烟囱到现代产业体系！70年来成都投资总量跨越式增长
4.成都市志——大事记
5.《对话》中国产业地标：成都电子信息产业
6.英特尔为何落户成都 中国经济时报
7.京东方与成都的“10年之缘” 成都高新检察
- END -
还没有内容